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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有近四千万建筑工人，也许每天我们都会在行走的匆匆之间看到他们疲惫的身影……
我国目前有近四千万建筑工人，也许每天我们都会在行走的匆匆之间看到他们疲惫的身影。毫无疑问，他们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国家的发展正如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一样有目共睹，而这些人群的生活和境遇更时刻提醒着我们发展中还有诸多需要反思和解决的问题。
老张是个瓦匠，是我们在美丽新世界地产项目简陋的工棚中遇到的资格最老的工人。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起，老张就来到北京搞建筑，至今已经30年。老张初到北京的时候还是个刚刚完婚的小伙子，现在已经五十出头，女儿都已经上大学了。长期在工地上工作，老张的腰早就被压弯了，让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显苍老。他早就不想在这行干下去了，但是为了女儿的学费，他还是得一次次出来。这么多年干下来，老张已经数不清他盖过多少楼。他看着北京城一天天长大，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他熟悉城市的每一个地方，哪栋楼什么时候建，哪条路什么时候修，都能娓娓道来。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是他真正的落脚地。每逢麦收、秋收和春节，他都要回到河北的老家。无数次往返于北京的工地和河北的老家之间，他却从来都不敢想要把老婆和孩子都接过来，在城市安家。
像老张这样的工人为什么一定要背井离乡？为什么能够长期忍受那么恶劣的劳动条件？又为什么一定要回到农村的家？简陋的工棚，作为他们在城市临时的落脚地，既承载着他们的责任与梦想，又呈现着他们的痛苦与创伤；城市中的大工地，让他们既想离开技术爆炸是什么意思，又不得不回来。在这个过渡性的空间中，一个新兴工人阶级破茧而出的痛苦与挣扎，被如此真实地呈现出来，这并非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就好像这个阶级的形成过程一样技术工作报告范文，一早便已开始，却似乎永远不能结束——一个无法完成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
改革开放，既是与世界经济接轨，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同时也把它打造成了“世界工地”。这一状况是前所未有的，而与之相伴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却有很多先例。30年来在中国出现的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打工的现象技术工作报告范文，我们在18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亚洲四小龙以及现在的南亚与拉丁美洲都可以看到。在马克思看来，这就是一个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中，指的是通过剥夺农业劳动力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使其转化为城市中的产业工人的过程。换句话说，伴随着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往往会同时出现一个急剧的城市化过程，即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转移，农业人口不断地转化成为城市人口，并在城市中逐渐扎根，形成自己的社区，成为新的工人阶级。
工业化及其相伴而生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并主要表现为市场力量的主导。而在中国，这一历史进程除了受到市场力量的影响之外，更受到体制力量的影响。为了实现快速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国家放松了对户籍制度的限制，允许农民工进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技术要点是什么。与此同时，却没有为其完成城市化提供必要的条件，如住房、医疗以及教育等方面的集体性消费设施。
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工的长期存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历史上，无论是作为早期资本主义发源地之一的英国，还是代表先进资本主义的美国，或者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日本和韩国，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整体进行的。而对中国的农民工而言，工业化和城市化还是两个高度分离的过程。很多农民工之所以无法在工作的城市安家，是因为他们在城市中的居留受到双重的限制。一重是来自制度层面的限制，户籍制度为他们在城市的长期居住预先设置了障碍；第二重是阶级层面的限制，低微的收入使得他们无力承担在城市中生活的成本。在双重的限制之下，农民工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空间发生了实质性的分离。他们在城市中的停留往往只是出卖劳动力，参与生产活动，而劳动力的长期再生产——生活和繁衍——则只能放在农村老家进行。农民工这个称谓本身就暗示了一种未完成的状态，意味着他们既是工人，又是农民，同时他们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他们像历史上所有工人一样在城市中参与生产，却无法转化为真正的工人。
于是，老张这样的工人只能背井离乡，年复一年地奔走于城市工地和农村老家之间，在城市打工，在农村生活。作为带工的技术工人，老张在2008年每天可以挣一百多元，按照每个月出工28天计算，月工资收入接近三千元。然而，即使他每个月都能有活干，也无法维持一家四口在北京的生活开支。即使将家人留在农村生活，老张还是欠了很多债。他有两个孩子，大孩子在张家口上大学，小孩子上小学四年级。两个孩子读书给老张很大的经济压力。麦收时节回家，小儿子生病住院，医药费要花好几千块钱。老张无奈地说，这次回家又借了3000块钱。老张的工资收入在建筑工地的普通工人当中算是高的。自从2006年建筑工人工资普遍上涨后，技术工人的工资通常是70元，非技术工人当中，男工是50元，女工则只有45元。连老张都无法在城市中立足，这些普通的工人就更加困难了。
像老张一样，大多数建筑工人一方面无法在城市立足，必须在农村安家生活；另一方面，为了生计，又必须一次次来到城市工作，与家人团聚的时间十分有限。如果顺利，老张每年有十个月都要在外地工作，只有春节的一个月以及麦收、秋收的半个月可以呆在家。一般的想象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老张作为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要重一些。而事实上，年轻人并不比他更轻松。袁飞的哥哥今年二十多岁，结婚第三天就去了工地打工，2008年的春节刚过，又依依不舍地离开不到一周岁的孩子，踏上打工之路。
如今，袁飞也要重复他哥哥的道路。刚刚结婚没几天，马上就得重返工地技术爆炸是什么意思。为了给他盖房子和结婚，家里欠下了一大笔债。债务当头，他只能选择独自在工地上度过蜜月。想起这些，他心里就感到烦，总是有一股无名的怒火，却不知道该如何发泄。谈及带老婆来北京的做法，他说自己也这样想过，但实在太困难了。老婆在家里的服装厂上班，一个月能挣一千来块钱，在家里不需要什么花销，一年下来多少还能攒下点钱。到北京未必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两个人一起生活还要租房子，生活费用太高。将来有了孩子，还要负担孩子上学技术要点是什么，仅凭他们现在挣的钱根本负担不起。再说，工地上的工人们都住在宿舍，早上5点多钟起床，6点钟开工，晚上通常6点多才能下班，即使自己花钱租房，来回折腾太辛苦，时间也赶不上。没有办法，他只能和其他工人一样，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技术爆炸是什么意思。像老张和袁飞这样常年待在北京的人非常多。他们工作的地方离市区并不会太远，但他们却没有办法把家安在北京。他们在身体劳累的同时，还要饱受思乡之苦。
不仅如此，作为建筑工人，他们连基本的工资都不能及时兑现。工资长期遭受拖欠，使得他们只能靠微薄的生活费度日。劳动关系的不明确将老张这样的工人推入了无产阶级化谱系的更低位置。建筑工自进入建筑行业的生产体系开始，其作为工人的身份就未曾得到合法的确认。
与完全商品化的工人相比，建筑工在家乡还有土地，他们并没有与生产资料完全地分离。当他们失去城市的工作以后，还可以回家养老。而事实上，农村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下早已虚空化了，土地已经失去其作为生产资料的功能，只能提供简单的生活资料，甚至被抛荒，很多农民工与农业生产间是实质性的分离。表面上看，一片土地，为农民工提供了一片美好的田园和坚实的堡垒，是他们退回农村的基本保障。而实际上，土地却成为新的枷锁，为资本肆意地剥削农民工的剩余价值提供了社会基础，并将他们推入更加无保障的境地，让他们处在“饿不死，养不活”的状态中。半商品化，似乎意味着建筑工比完全商品化要有更多的自由，也就是说他们因为有了一小块土地，可以更多地决定是否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可吊诡的是，他们比完全商品化的工人处境还要艰难。就劳动关系而言，半商品化真正的内涵则在于建筑工在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后，却不被当做一个正规的雇佣工人来对待，一方面他的劳动力价值被贬低；另一方面，他的劳动权益经常受到侵害，甚至无法按时拿到最基本的劳动报酬。
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工人享有国家主人翁的和经济地位。工人为国家工作，国家通过“单位”制度不仅发给工人工资，更是全面介入并且承担着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即终身雇佣、住房、医疗保障以及子女教育等福利保障。总而言之，“单位”制度曾经是中国改变资本主义劳资关系而创造出来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主义劳动关系，在这种制度中，国家全面控制着劳动力再生产资料的生产、分配与管理。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不仅带来了经济形态的转变，也带来了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国家干预的深刻转变技术工作报告范文。国家不仅逐渐退出了曾经在计划经济时代全面掌控的城市的劳动力再生产领域，而且从一开始便缺位于农民工这一特殊劳动主体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行政与市场的双重壁垒限制了农民工在城市安家的可能性。中国的产业劳动者大多来自跨地区之间流动的农民工，国家通过户籍制度以及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安排使得农民工在制度层面上就被设置了在城市安家的障碍，农民工身份的模糊性，使得国家和全球资本在其劳动身份上获益的同时，可以名正言顺地逃避任何有利于其劳动力再生产的福利支出和成本。
保留农民工的土地，同时不给农民工在城市永久居住的权利，这种制度安排使得农民工难以转化成为真正的工人。对于建筑工人而言，尽管一年当中有2／3以上的时间都在城市工作，但他们在心理上永远认同自己是农民，自己属于农村。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被隔离在工棚的四周。尽管常年在北京工作，老张从来就没有去游览过那些名胜古迹。他的活动范围就在工地的周边，偶有闲暇，会坐在马路边数数汽车。
同时，制度壁垒的安排给资本提供了机会，使之可以无限地压低工人的工资，给农民工在城市安家设置了第二重的壁垒——市场壁垒。不仅如此，在将劳动力长期再生产的成本转嫁给农村以外技术爆炸是什么意思，资本还肆意地简化了工人在城市进行简单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建筑工主要居住在为方便生产而在工地附近临时搭建的各种宿舍里，条件简陋，隐患无穷。具体的住房类型主要有三种：活动房(或简易房)、平房和工棚。平房条件相对较好，但所占比例往往很低。活动房是最主要的住房类型，一般内设高低床，每间宿舍面积约二十平方米，居住8~12名工人，住宿区有简易的厕所和洗澡间。工棚多由草席或石棉瓦做围墙，脚手架做支架，石棉瓦做顶棚，既不防风，又不挡雨。建筑工宿舍几乎都与施工现场连为一体，即使在夜间，加班运转的机械轰鸣声也会造成严重的噪音。
对于建筑工而言，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形态几乎全部是由资本主导和组织的。工地上的临时的宿舍虽然依然承担着劳动力日常生活再生产的功能，但却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宿舍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主要提供给短期雇佣的农民工，不具备长期居住的功能，排除了具体企业与具体个人之间的关系延续之可能。工地为工人提供的住所并不是为了建立一支对企业忠诚或者技术熟练的劳动力队伍，而是为了可以确保短期地、临时性地、大规模地对跨地区流动的廉价而年轻的外来工加以使用，并将其工作日的劳动产出最大化。工棚作为一种临时性的建筑物，本身就隐喻了建筑工在城市中的边缘性和临时性存在状态。即便他们常年转战于城市各个工地上，即便很多的城市建筑物都由他们亲手建造，但是他们很快就认识到自己在城市中的“二等公民”地位。城市不断推卸和否定对于农民工的住房、医疗以及子女教育的责任，而他们在城市打工的工资中，并没有被计入可以维持其在城市中长期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再加上就业、教育培训、医疗健康、居住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与资源的供给匮乏，因此在空间与社会的意义上劳动力的使用与再生产过程长期割裂状态下的农民工，只能不断游走于城市的边缘，无法积累出可以支持其在城市中生根的资源。
自2003年总理出面为农民工讨工资之后，在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压力下，国家逐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意图将农民工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但迄今为止，推行效果仍然非常有限。签订劳动合同是农民工享有有限的社会保险的前提条件，根据国务院2006年调查，尚有46.3％的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这意味着至少有将近一半的农民工没有办法享受任何社会保险。在建筑行业，根据我们在北京的调查，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更是低于10％，不仅社会保障对于广大的建筑工人来说遥不可及，就连基本工资的按时发放都成为问题。
在中国传统社会，盖房子是一门手艺。大户人家盖房子要雕梁画栋，非常细致，需要请技术精湛的工匠。普通人家盖房子也要请有经验的师傅来把关。手艺人不但能养家糊口，还享有较高的社会声望。老张的父亲就是当地有名的泥瓦匠技术爆炸是什么意思，那时候谁家盖房子都要请他去把关，对他毕恭毕敬。能成为包括泥瓦匠在内的手艺人曾经是很多农村人的奋斗目标。
随着分包制度在市场化大潮中的再次引进，建筑工人的身份却一落千丈。规模庞大的建筑工人，一直都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人身份。他们既不是受人尊敬的工匠师傅，也不是乐于奉献的劳动模范，而是靠出卖自己的体力，挣点血汗钱的人。
老张回忆说，刚进城打工的时候，他们被称做盲流，随时面临被扣留的危险。他们白天不敢到处乱走，见了穿的就躲，与城市管理人员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后来要求农民工办理暂住证，但不少持有暂住证的农民工仍有被带到派出所的经历。在工地上，也会有来查暂住证，态度稍微不好就会遭受蛮横对待。
城乡分割让他们遭遇制度性的伤害，而城里人的歧视又仿佛在他们伤口上撒上一把盐。他们亲手建造起精美的城市，却被打上耻辱的烙印。在今天的中国，农民工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成为最弱势的群体，其悲惨的处境博得了一些同情，但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被主流社会污名化了。在城市人的日常语汇中，“农民工”往往是素质低下、愚昧无知、不文明等等的同义词。农民工的身份对于建筑工人的个人尊严造成极大的伤害，让他们背负着沉重的污名，彻底被排斥在城市生活之外。
（摘自《大工地：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图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2月版，定价：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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